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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历史上，口碑将一代代清廉典范家风传颂至今。
我们在南太行，听到了这种口口相传的口碑。三十多年了，人们还在以各种形式不断传颂着。公园里、地头间、消夏夜……那令人感怀的“当干部不搞特殊化、当干部家属就要受得了委屈”的传唱，已深深烙在了人们的心田深处。
南太行人们回报给他的，除了绵长无尽的怀念，还有高山仰止般的崇敬。
好事要让给群众
5月23日，庄严肃穆的孙文龙纪念馆内，山西省交通厅质检局马处长带着来自“阳蟒高速”各标段党员、干部及项目负责人正在进行廉政教育。孙文龙事迹展厅内，讲解员孙晋霞字正腔圆、声情并茂的解说，将人们的思绪拉回了1973年，那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代。
1973年，孙文龙让刚刚高中毕业的大儿子孙太林，回农村参加劳动，孙太林也想在实践中锻炼自己，于是欣然回到了故乡——阳城县河北公社孤堆底村当起了农民。
转眼3年过去了，县里给河北公社分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，河北公社经过层层推荐选拔，认为孙太林表现优秀，将他列入了上清华大学深造的名单。此时的孙太林，经过几年摸爬滚打，充分利用知识青年的优势，加上勤学好问，早已成了远近闻名的科学种田领头人，被乡亲们一致推荐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。不料，几天以后，教育局把推荐上大学的花名表送到县委时，孙文龙毫不犹豫划掉了孙太林的名字，将指标让给了北留水轮泵工地烈士的子女。
大学梦的破灭，令一贯理智的儿子非常生气，妻子也无法理解，据理力争。但孙文龙丝毫没有为之动容。他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：“我是太林的爸爸，咱孩子勤学上进，想上大学，我心里很清楚，但比我们孩子想上、需要上大学的人还有很多。我是共产党员，是县委书记，我必须从自己头上开刀，你只能支持我，不能拉后腿，你还要帮我做好儿子的工作，只要肯上进，到哪都能学到本领，太林的事情以后再说吧！”
跳出农门上大学，这是当时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！作为孙文龙的儿女不仅没有享受到一丁点特殊待遇，还遭遇了“不公平”对待。这件事情迅速升温扩散，引发轩然大波。县委常委会即刻召开会议，决定：一、先工作骨干后领导；二、先外籍干部后本地干部；三、先工农子弟后干部子弟，将人们高度关注推荐上大学的事进行了制度化管理。
对儿子如此，对姐姐亦如此。有一年，孙文龙的姐姐听说阳城缫丝厂招工，想让唯一的女儿去当工人，又听公社的人说，只要孙书记打个招呼就能行。姐姐想，自己和弟弟情同手足，从小又供他读书，弟弟一定会帮这个忙。当她见到孙文龙道明原委后，左右为难的孙文龙却拒绝了姐姐，只是告诉姐姐，这次招工有明文规定，一是烈士子女；二是有功绩人的子女，三是特别困难户的子女，他打招呼不合适……以致后来，演绎出了一场震撼南太行的“姐弟情”，看碎了人心。
规定要带头执行
苍山含笑，绿波滚滚。孤堆底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院内，几陇豆角正在微风中抽丝吐芽。“对于上级的规定，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带头执行，你们家属也要带好头啊！”这个院里曾经飘荡着的，饱含殷殷期望之声，在跨越了几十年时空后，对于孙文龙的子女来说，却犹在耳畔，清晰可辨。
1977年，孙文龙正接到调令前往武乡县任县委书记时，恰逢妻子为大儿子孙太林筹办婚事。在妻子梁小焕看来，长子成婚，无论在哪个家庭都应该排场热闹的办一场。但由于熟知孙文龙脾气，思来想去不知该如何开口。
正踌躇间，孙文龙却主动过问儿子的婚事。他叮嘱妻子，儿子的婚事要悄悄办，如果武乡有人问起，就说在阳城办的，如果阳城有人问起，就说是在武乡办的，两地的人都不要惊动。妻子委屈地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你是县委书记，太林是咱们的长子，这样悄悄办婚事，会让村里人笑话的。”
妻子的话没有打动他，倒是他一席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又是县委书记，大操大办儿子的婚事，在群众中会造成不良影响，还是一切从简”的话语，化解开了妻子心中的委屈。就这样，没有父辈朋友、同事，没响一声鞭炮，没办一桌酒席，大儿子的婚事悄悄办了。
“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。民生在于勤俭，勤俭则国昌民安。我作为县委书记，在国家的事情上要勤劳，在家庭的生活中要节俭，这是一个地方官的底线。你们是我的子女，一定要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，家国之兴都是由克勤克俭而生，勤俭节约是一生用不完的衣食来源。”面对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，儿女们都默默点了点头。
他们清楚记得，1973年父亲任县委书记期间，自家房屋由于年久失修，透风漏雨，母亲和奶奶几次提出修缮房屋，都被父亲因这情况那原因搁置了。无奈之下母亲和奶奶就背着父亲修房，破土动工不久，又巧遇县委发文“不得在农忙季节擅自动用劳动力修房盖屋的决定”，还被带队下乡的孙文龙“逮”了个正着。
没有犹豫，没有商量。孙文龙迅速解散了劳动人员，让他们回去参加集体劳动，他告诉家人，自己是县委书记，就要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碰到普通百姓家，可以视情况而定，轮到自己头上，绝对不能含糊。为此，正在准备修建的房子就这样被紧急叫停了。
生活要多向下看
情深未泯济民志，权重不移公仆心。孙文龙为解决自家温饱问题，采纳小儿子保林的意见，支持妻子喂猪，儿女打猪草。自家却不沾“公家”半点光，永远挂念着百姓的冷暖。
孙文龙家里人口多，生活很困难，在县委班子里人尽皆知。1973年冬天的一天，通讯员小吴把一百元救济款送到了孙文龙妻子手中。小吴说：“婶婶，赶紧搁过吧，不要让孙书记知道了。”梁小焕接过钞票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自从填了那张救济表，她就隐隐担心，不知道孙文龙知道了会怎么样。
正犹豫间，孙文龙回来了，看见妻子手里的钱，一边用热毛巾擦脸，一边说，：“发工资了，好啊。小吴也别回了，割上半斤肉，一起剁馅包饺子，今晚咱也改善伙食。”
“这钱是救济款。”妻子小声嗫嚅着。一听这话，孙文龙愣了一下，将毛巾狠狠砸进了脸盆，在屋里踱了几圈，抓起一把剪子，塞给小吴，伸出自己的手，道：“小吴，当初咱俩订的“君子协定”，你没有忘记吧，来，从手脖子这里剪。”
小吴脸色发白，拿剪子的手抖个不停。原来，他曾经和孙文龙有过“君子协定”，相约若是他和孙文龙哪个多吃公家一嘴，多拿公家一点，就拿剪刀剪掉对方的手。
小吴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含泪说：“孙书记，咱先把理摆明白了，该罚谁罚谁。你每月70元工资，养活俩老人四个孩子，还有你和我婶，满打满算人均9块钱；机关的同志病了，你买上东西去探望，下乡蹲点，三块两块地帮助没盐吃没煤生的贫困户，你掏的都是自己的腰包；就连我家里遇了困难，你也时常帮助；看看我婶，一件大襟布衫补丁摞补丁，看看你自己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布袋装把炒玉米，就着河水喝几口就算是一顿饭；再看看孩子们，破衣烂衫不说，放学了还得去拔猪草，拾焦炭。救济表是我填的，救济款是我领的，跟你和婶无关。”
梁小焕拽过小吴说：“孩子快别说了，千错万错都是婶的错。他是县里的领导，跟别人不一样。是婶一时糊涂，坏了他的规矩。”
孙文龙沉思半晌，语重心长的告诉小吴，你是我家的半个成员，你的心思，我懂。但是全县困难百姓不少，需要救济的家庭也很多，我是党的干部，家里的困难应该自己解决，不能搞特殊。你背着我去填救济表，领救助款，让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，我必须做检讨。说完，孙文龙坚决让小吴将救济款退了回去……
斯人已去，家风犹存。孙文龙留下的“当干部不搞特殊化，当干部家属就要受得了委屈”的好家风，已在南太行形成了一种好的党风、民风，正在成为社会改革的助推力，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软实力。
